中国国际交流协会

对日民间工作曾经是对外工作中的一个亮点。历史上，在两国尚无邦交的时候，正是富有成效的对日民间交流夯实了广泛的人民友好的民意基础，为实现以民促官，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及后来中国赢得和平发展环境，实现现代化目标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日民间交流可以说是我国公共外交史上最具规模、最见成效的成功典范。
　　历史上中日民间交流的成功，拜赐于当时我们对日本国内政治、社会以及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有着比较清醒和正确的认识与把握，加之有诸如“两分法”等正确的方法论和团结大多数人等灵活的工作策略。我所供职的《人民中国》老总编康大川就是在那个时代成功实践民间交流并取得骄人成绩的先驱者。甚至在息烽战俘营他所参与改造的日军军官，后来都成为《人民中国》的铁杆读者。
　　但是到了90年代以来，对日民间交流虽然规模仍呈扩大趋势，但在方法论与实际效果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究其原因，日本社会发生的一些深刻变化是值得研究的。就在冷战格局行将结束的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结束了昭和时代。1988年平成时代序幕的揭开，标志日本进入后工业时代。世界格局在1989年前后发生的变化，是具有决定性质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意义巨大，影响深远。而对于日本社会，平成元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政治方面，这一转折的标志有三。一是左翼的瓦解。二是保守阵营内部的分裂为观念派和现实派。三是民粹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第三种势力的抬头。平成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很多与此前不同的整体性特征。就现实社会发展而言，平成时代的日本国际化色彩渐浓。同时，世代交替也成为日本社会的显著特征。我们所熟悉的“团块世代”淡出，“新人类世代”、“泡沫世代”正在走上前台。中日实力的此消彼长和日本内部的社会差距拉大，都助长了日本社会对中国认知与情感的变化。此外，从社会组织的演进来看，传统的社会运动早已被方兴未艾的市民运动所取代，我们所熟悉的友好团体正日趋边缘化，各种非政府组织走上前台，成为我们对日交流无法回避的打交道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地缘政治的缘故，围绕领土问题、历史认识问题以及国家发展战略问题两国间发生的冲突，直接与日本社会发生联动，近年来两国国民彼此不持好感度的比例急剧升高，且有居高不下的势头。这使得两国原有的民间友好的民意基础受到很大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两分法是否还有意义？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民众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基本估计？对日民间交流如何有效开展？如何整理我们对日民间交流的创新思路？这一系列课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作出回答。
　　习近平主席在今年上半年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这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对日理直气壮地开展正面民间交流的指导思想。
　　当然，我们要根据变化了的时代和形势清醒地对日本民间力量及其新特点做出冷静的研判，据此有效地改进我们的工作。
　　两分法在今天应该创造性地继续坚持。由于传统的左右翼阵营已经不复存在，我们要从市民运动和市民组织中发现积极、健康的力量，凝聚稳定健康发展中日关系的正能量。
　　《人民中国》是对日传播的老字号，也是对日民间交流的传统平台。今年围绕安保法案爆发的市民抗议活动规模为近三十年少有。《人民中国》不失时机地组织了“维护村山讲话精神之会”的主要成员进行座谈，并在杂志上作了深入报道。稍后又借访日之际，我以总编辑身份对前首相村山富市进行了独家专访，访谈内容刊出后，和前一篇报道一样，在读者中引起共鸣。此外，年初日本“厌华憎韩”图书泛滥之时，东京支局策划的反对歧视性煽动仇恨出版物的座谈会，也邀请到相关的市民组织代表出席，报道刊出后受到读者的好评。关注新生的市民组织中的积极因素，是我们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创新两分法的有益尝试。
　　在报道中加大正面声音，增加评论、言论性文章比重，推进内容转型的同时，在读者定位转型方面《人民中国》也做了一些有效的的探索。传统的读者喜欢历史文化、旅游探秘等内容，今天如果只做这些内容就会偏离中日关系大局。
　　因此我们提出了“三重”读者定位，以板块化格局改造这本综合刊物的内容结构，影响政界、财经界领袖和智库为主体的核心读者，稳定已有的遍布日本各地的传统普通读者，运用衍生的新媒体形态扩大未来的潜在年轻读者。此举目前初见成效，特别是借助本土工作的优势，已经成功地发展了海部俊树、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上届任期）、野田佳彦等时任首相的政治家自费订阅《人民中国》，同时，还利用走出去，办讲座等形式扩大了和地方读者会组织的交流。在杂志上，我们运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动漫要素、中国社会新词、流行歌等，丰富了刊物的表达形式；新媒体、推特等移动终端又将这些新鲜要素及时上传，吸引年轻读者关注。通过这些努力，读者结构这些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做好内容的同时，利用活动扩大品牌影响，也是对日交流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我们自己举办了“共筑大器”艺术交流活动、“熊猫杯”全日本青年感知中国作文大赛等，利用活动直接影响青年学生,并将学生们的访华观感通过杂志影响更多的读者。通过交流我们感到，日本的青年学生对一些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同时也对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存有困惑，现场看中国，加上客观的说明，可以用较少的成本在较短的时间里改变他们的一些错误认识。
　　目前我们参与的最大的公共外交活动，当属从今年开始承办的“北京—东京论坛”。通过论坛的举办，让我们认识到打通官民的“二轨”渠道在今天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合作对象日本“言论NPO”并非传统的友好组织，其所谓的民间NPO色彩，正是日本许多新兴机构所共有的特征。和这个机构打交道，既有合作，又有博弈，我们要学会以全新的心态，更加缜密的思维与其打交道。今年论坛的主办可谓初战告捷，在掌握主导权，把控议题设置等方面都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人民中国》将在参与这项长期的工作中进一步完成内容的转型。在今后的探索中我们要继续创造性地运用两分法，准确评估日本社会与日本民众的基本面，努力发现积极因素，通过积极对话与交流，扩大积极因素，使《人民中国》这个传统的对日传播平台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