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来到比勒陀利亚，出席中非智库论坛第四届会议。为此，谨向双方主办单位、支持单位和协办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我发言的题目是：一个中国人对非洲的理解和分析，包括三个方面：我同非洲的交往；感受与体会；从当下看未来。
 

      一、我的一生几乎都在从事同非洲的交往。
　　1977年，我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分配到中联部非洲局工作。最开始是一名翻译，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是“国际舞台上的群众演员”。我第一次接待非洲客人，是因“索韦托事件”而流亡国外的“自由战士”。第一次到非洲，是1982年陪同中共代表出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二大。当然也有不宜以政党名义交往的，例如学术机构和智库，于是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和各界知名人士一道于1981年发起成立了“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下设研究中心。我第一次到南非是1991年，即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前，陪同“交协”总干事，应“南非基金会”的邀请。第二次也是在两国正式建交之前，应金山大学的学者邀请。开始我只是当翻译，后来参与研究工作，包括实地考察，再后来曾代表中共出席毛里求斯工党的党代会和南非的国际声援大会。最近一次来非洲是今年2月，到亚的斯亚贝巴，出席中非政党论坛。30余年期间，我曾到访40个非洲国家，会见过许多党的领袖、主席或总书记。
　　对非洲也不是只听一面之词。我从1986年开始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曾3次出席美国“非洲研究协会”年会，也曾接待过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非洲问题学者与专家来华交流，多次出席国际研讨会。第一次是1988年的“第一届中美非洲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非洲国家经济困难的原因？”国际学术交流登峰造极的活动是参与多边合作项目—中国、瑞典、美国同坦桑尼亚经济合作比较研究。
　　我也曾有幸在一线参与过中非双边合作实践。2001年3月—2004年8月，我受命担任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其间，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
　　

      二、通过这些交往，我有那些感受和体会？
　　（一）关于认识论与方法论。要同非洲交往，首先要了解非洲，正确认识非洲。而这要求有正确的方法论。中国“学问”的特点是“知行合一”。既要坚持理论指导，更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检验真理。同时，也不能关起门来认识非洲，而要“对外开放”。“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要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利用各国非洲问题专家与学者的研究成果，加快提升认识水平的过程。总之，我对非洲的认识，基本上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也是从“解放思想”、把握“国情”起步的。认识非洲的“洲情”，同认识中国的国情一样，是一门大学问，只能通过努力，不断接近相对真理。既然是大学问，必须有学科建构与建设。全球化条件下关于非洲的“区域研究”学科建设也必须是全球努力。比较可靠的认识论是知行合一、理论指导、实践检验。同时，关于非洲的区域研究也要借鉴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成果，以及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区域研究成果。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研究中最重要、最可靠的是非洲人自己的实践：他们不仅在“解释”世界，也在以自己的实践“改造”世界。
　　（二）我对非洲的前途抱有乐观态度。通过30多年的交往，我深感就非洲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是找到符合“洲情”和国情的发展道路，将其付诸实践，并逐步建立相应的体制及新老交替机制。以我同埃塞俄比亚的交往过程为例。苏东剧变之后，埃塞俄比亚的原门格斯图政权垮台，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埃革阵）取得政权。当时厄立特里亚已经独立，埃塞国内还有十余个民族分离组织，其中不少有自己的武装，国家面临分裂的现实危险。然而，埃革阵从本国实际出发，通过“阵线”的政党体制和“联邦制”国家体制逐步实现了稳定，初步解决政治体制问题。1994年，埃革阵派团访华，了解中国发展经济特别是农业的经验教训。我们向他们介绍了有关情况，并鼓励他们深入研究本国国情，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3年后，我回访埃塞，“老朋友”们告诉我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以农业发展为先导的工业化战略。我听后半信半疑，但到外地实地考察后我觉得他们是认真的。他们得出结论：从国内实际出发，要集中力量发展市场经济，但这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在其中发挥作用；实际上有两件事是国家必须做的，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二是人力资源开发。为此，他们制定并实施了相关计划、方案和政策。同时，在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的所有相关部门和领域中都努力扩大同外部的合作。2001年，我受命担任中国驻埃塞大使。由于埃塞执政党和政府有着明确的发展战略和思路，我的工作思路也变得清晰：鼓励中资机构以互利双赢的方式参与驻在国的各项发展事业，以此积累国际经营的经验与能力，切实做到互利双赢。担任大使的3年多时光的确是我对非交往的高潮。离任后我曾多次回到埃塞，每次都发现他们在发展经济和其他领域取得新的进展，如加强党的建设，实现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密切联系群众等。当然，埃塞的实践并非非洲大陆上唯一的成功实践。其他非洲国家，如安哥拉，加纳，尼日利亚，南非，也在创造成功经验。
　　

      三、关于本次论坛主题：“2015年后非洲发展新趋势及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明天是由昨天和今天发展而来的，可以通过回顾过去，分析眼下，而展望未来。
　　关于非洲发展的新趋势，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寻找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不仅是在理论、“模型”和“范式”上，而是在实践中。当然非洲各国的发展不是只有一条道路，关键是独立自主探讨的意愿与能力。在今年2月亚的斯“中非政党理论研讨会”上，埃革阵等9个非洲国的政党进行了研讨。作为执政党，要有所作为，特别是利用好国家这个现代化的“引擎”。埃方介绍了他们“民主发展型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当前非洲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存在一些困难。关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多数人不乐观。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依然脆弱，发达经济体发生分化，各种“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不少人担心“下行长周期”，连“新兴经济体”也面临诸多问题。中国出现所谓“新常态”，原有“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必须“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2012年似乎是“转折点”：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积极劳动人口”开始下降。由于发达国家复苏脆弱，中国GDP中出口贡献大幅下降。对非洲大宗商品需求疲软。非洲国家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当然这并不是第一次。记得我离开大使岗位6年后重返埃塞，见到已故梅莱斯总理。他入木三分地分析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以及中非关系，认为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引发对非洲大宗商品的需求，使得双方经济互补程度进一步提升，提出要拓宽合作领域、内容和方式。3年后，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今年将举办中非合作论坛首脑会议，这是深化中非合作的重大机遇。
　　本次会议肩负重要使命。要研究合作成功经验，寻求深化合作的共识，拓展合作方式。要研究存在的问题，克服困难，将潜力变为现实。智库合作应成为中非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双方各自的需要，也是共同的需要。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愿意与大家共同努力，在这方面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