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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年以来的梦想
 
                                                      艾  平

    【编者按:3月16-19日,艾平副会长应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邀请率交流协会代表团访问英国。本文为艾平副会长访英期间,在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发表的演讲】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能够造访贵国并参加今天的活动。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梦,今天终于梦想成真。
                                           我很幸运,原因有二
  在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的中国同龄人当中,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之一。这么说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正如我所在的机构之名,我一直把“国际交流”视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其二,早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的1973年,我有幸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国语言及文学。这是促成我从事国际交流事业的直接原因。当时,中国的大学和学院还没有完全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恢复元气,全国每年仅招录15万名大学生——现在,这一数字已经攀升到700万。1976年时我读大三,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宣告结束。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政府及全国人民逐渐开始转移重心,关注经济建设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行各业迫切需要大量人才。当时,我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两年后,我被派往加拿大太平洋皮尔逊世界联合学院学习。学校规模不大,但是非常国际化:全校只有200名学生,但是来自50多个国家。学校的校训就是“国际交流”。1981年我学成回国,恰逢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国际交流协会(CAFIU)。所以由此可见,我在双语背景下成长起来,并把“国际交流”视作自己的终身事业。虽然我的专业是英语语言文学,但我接触的文学作品不多,而是把语言当做促进国际交流的工具来使用。
                                               一段丰富的人生
  我在中联部工作了三十多年,最初是做翻译,后来是办事员(负责津巴布韦和索马里),历任处长(负责英语非洲国家事务)、副局长和局长(非洲局),一步步地成长起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络不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是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构成。党际关系也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基本原则之上。所以,我们做的工作也是在促进国际交流和理解:及时宣传国内及地区形势的最新进展,就世界局势交换意见,并寻找各领域开展双边合作的可能性。
  这些工作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中国国情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被我们称之为“解放思想”。
  促进国际交流与理解的前提就是你本人要对自己的国家、对方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有基本的了解,而中国共产党原本就有搞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当然,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的“国内政策研究机构”,目光也不能局限于中国,而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时,我们也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美国、英国、法国及前苏联的非洲研究专家接触,进行比较研究。我对非洲的了解不断加深,后来在2001年3月到2004年8月间幸运地成为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回国后我的工作岗位发生了调整,主要负责周边的南亚及东南亚国家事务。为了促进国际交流,我的足迹遍布全球90多个国家。
                                                 实践出真知
  关于国际交流和理解我有着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首先必须对其他的国家和人民抱有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合作的机会很多。其次,必须尊重其他国家的人民,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他们。特别是对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贫穷和落后并非他们的过错,如果能好好把握机会,他们很可能会后来者居上。最后,需要努力学习目标国家或地域的历史、传统、文化等等,其中一条捷径就是与志趣相投的研究人员进行合作交流。
  当然,开展国际交流、实现国际理解并非易事,可能遇到很多的障碍和困难。在理解其他国家和人民时,人们都不自觉地会从自己的经验和“国家利益”出发,用自己的语言、概念、分类、理论和话语去理解。这就难免出现“定式思维”“共识”“主流”,出现支持某一流派的利益群体。这就需要走中国的认识论道路:实践出真知。也就是说在理解其他国家时要从“事实”出发:去学习它的历史、文化、现实等等,了解关于这个国家的各种“理论”,从而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和趋势并预测未来。判断哪种理论可行,最好的办法就是看谁能够最好地解释并预测未来。要让别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我觉得也有必要常怀一颗同情和包容之心,尽可能地给别人提供大量最新的信息,让他们了解不同的“理论”并进行独立判断,看看哪种理论能最好地解释现实。增进对其他国家的了解还能帮助我们客观认识中国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要让别人理解我们国情的基本要素:我们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为什么选择现在的发展道路、战略和政策。增进相互了解可以避免产生误解,有效促进各个领域的合作。我任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期间也将实践和求知结合起来,不仅就“非洲发展”进行研究写作,也和埃塞俄比亚的朋友们促进了中埃在许多领域的合作。此外,人作为国际交流的“主体和客体”,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一切都说明,国际交流和理解永远在路上。
                                               “梦想”从何来
  2014年,我从中联部“退居二线”,担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副会长。我发现自己一直都在用英语了解世界并帮助世界了解中国,但却没机会接触最重要的群体:真正以英语为母语的“盎格鲁圈”各国的人,尤其是英国人。我曾经去过加拿大和美国,去年又访问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了这次访问,我读了大量关于英国的书,了解它的历史、政治、社会及国际关系中的“英国学派”。我发现,许多被我们称之为“西方”或者“主流”的东西实际上是发源于英伦三岛的。所以中英间的会面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东西方的会面。如果我们依据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对世界主要国家进行分类的话,英国和中国应当分别靠近两个顶端。因此,从国际交流和理解的角度看来,此次英国之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英两国都是世界大国,去年下半年,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英国,开启了双边关系的“黄金时代”。但是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我们两国在很多方面互不相同。中国有着辉煌的古代文明,但错失了工业化的机会,败给了新兴工业强国。当时的英国是世界第一霸主。如今,英国仍是世界大国,尤其是在金融、媒体、教育和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因此,英国能否对复兴的中国形成客观正确的认识尤为重要。
                                              我想传递的信息
  以上讲的内容是以我为主的。下面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近年来的发展情况。
  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如何?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6.9%,跌到近25年来的谷底,第四季度的增长率是6.8%。大多数人认为这仍处在合理区间,因为中国正在优化产业结构,加速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然,中国也面临着复杂的外部环境、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等严峻的挑战,但是令人鼓舞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服务业的附加产值占GDP的50.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高出制造业10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比2014年高出15.4个百分点。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4%,超过GDP增长水平,其中农村收入增长率为7.5%,城镇收入增长率为6.6%。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连续7年持续走低。
  中国经济处于复杂变化的环境,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但2016年很可能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为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需要进一步推动供给侧改革,鼓励创新,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率,从依靠生产要素投入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就需求侧而言,需要进一步推动改革,扩大内需,鼓励消费。从战略上说,经济增长应当保持适当的速度,有足够的动力,同时又能实现稳定。从战术上说,政府应当抓好五大任务:去产能、降成本、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
  我想再介绍一下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需要指出三点。首先,中国的十三个五年计划各不相同,有些学者把它们分为“四代”,但并非是完全的递进关系,其中有过曲折和反复,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时代,可以视作1.0版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制定于所谓的“大跃进”期间,第三、四个五年计划制定于“文革”期间,它们应当算作0.0-0.2版的计划。第五、六个五年计划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制定的,被视为1.1-1.2版计划,当时中国共产党开始修正以前的错误,重建相应的制度。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三个五年计划在本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变化,更为适应当时国内的主流趋势,可以看作2.0-2.2版计划。第十至十二个五年计划是在中国决定改革经济制度,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后制定的,可以看作3.0-3.2版计划。据此,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应当被称作3.3版计划。
  第二,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定于2016-2020年实施,这段时间对于中国能否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目标最初是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后来又对未来五年增加了一些新的目标,包括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第三,十三五规划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就是要减少对生产要素投入的依靠,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协调就是要妥善处理各领域发展的关系,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技术、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开放是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想就人民币的价值和定价机制再说几句。目前,关于人民币的价值有很多的猜测和担心,但如果仔细研究中国的资产负债情况、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人民币和货币篮子价值比较以及跨境资本量,就会发现没有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基础。人民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和美元挂钩。美元走强,导致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升值,因而出现调整的必要。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想通过人民币贬值进一步刺激出口和GDP,这种说法没有依据,因为2015年的贸易顺差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值5950亿美元。中国将继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行以市场供给和需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同时以一篮子货币价值作为参考。虽然有短期投机者,但我们仍然要尊重市场,但不能盲目相信“完全有效市场”的理论而认为没有必要进行管理。我们希望能在理性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相对稳定的汇率。非理性的汇率不可能持久,不寻找稳定汇率也找不到真正的平衡。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改革需要时间。虽然有“窗口期”,但还是要有勇气才能推动改革。如果没有合适的条件,不能教条地照搬理论。
  今天我就介绍到这儿。希望我说的能引发大家的思考,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也愿意尽力去回答。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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