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交流协会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每年都会齐聚达沃斯讨论重要的全球经济议题。在年初举办的第47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令人耳目一新。他有力地回应了当今世界对全球化的种种指责，呼吁世界各国校准全球化的历史方向。一直以来，中国倡导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以突破冷战思维形成的偏见和对抗，呼吁通过竞争和创新重塑全球经济平衡。中国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因果关系，希望借此推动重建国际秩序的努力。
　　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曾经告诫大家不要把全球化等同于完全平等的市场经济。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参与者或多或少地都对全球化的挑战有所了解。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指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我们必须“敢于游泳”。这种解读超越了对全球化的一般性了解。习主席还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他认为，脱离全球经济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同时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
　　应当用更全面的观点看待全球化的影响。一方面，全球化理念的提出是具有政治色彩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试图扩大影响力，在海外复制美式发展模式。例如克林顿总统尝试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当做国内政策的延伸，这在波兰裔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布热津斯基看来是一种“理想主义”。习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就表示：“谁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定为一尊，更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于人。”
　　另一方面，全球化产生的效应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全球化大大提升了世界范围内的投资和贸易总量，使一些欠发达地区获得了新的机遇，有效地缓解了贫困问题。
　　习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讲到：“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由此可见，他重点关注的是全球化的经济效应和影响。习主席引用了狄更斯著作《双城记》中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与当今世界进行类比，揭示出世界的矛盾性。“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这也是他对全球化的经济和政治效应的解读。
　　西方长期以来习惯于用意识形态的两分法看待问题，保守的右翼和激进的左翼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分歧很大，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完全肯定。习主席在达沃斯的发言中充分肯定了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和流动性，但同时中国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抑或欧盟？）在反保护主义问题上发生争议，这在我们看来立场较为模糊，因而很难理解。有些报纸为了吸引眼球，称世界经济秩序将被颠覆，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了。世界经济的确在经历调整，但是一种适应性调整。中国并非取代美国成为头号强国，而是代表广大新兴国家发声。在上个世纪，这类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往往没有决策权，总是被排除在外。
　　这其中蕴含的深意与三年前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的考虑是一致的。中国借用了古代丝绸之路的概念，希望这条路不仅连通亚欧，同时还能延伸到太平洋、印度洋和地中海。这将掀起一场地缘政治革命，同时引发人们观念的变化，尤其是对西欧而言。欧洲之前一直认为世界的发展变化都由北大西洋另一侧的国家引导。相对而言，意大利可能情况会好一些，因为我们一直坚持“多头外交”，始终和东方国家保持着联系，即使在冷战期间也没有间断过。但就整个欧洲范围看来， “西方优先”论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这种思想推动一些国家走上民粹主义道路，实行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激化了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的矛盾。
　　习近平主席认为，当今世界遭遇的金融和移民危机并非全球化的结果，西方人有时把全球化视作阿里巴巴的山洞，有时又成了潘多拉的盒子。困扰欧洲的问题是全球化造成的，还是因为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缺乏独立共同的外交政策，过度依赖银根紧缩和财政工具实现稳定、平等的经济发展？
　　凑巧的是，在习主席发表达沃斯讲话的当天，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就2016年公投达成的脱欧结果阐述了具体方案。如果你认为脱欧就意味着英国会切断和其他国家的贸易、经济联系，退居康沃尔的城堡里不问世事，或者让中部一些废弃的工厂重新开张，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梅首相讲得很清楚，她希望英国变得更“强大、公平、团结和外向”，而中国无疑是英国脱欧之后更重要的合作伙伴。最近开通的从义乌到伦敦的货运列车，全程仅需16天，这反映出中英合作之密切，也让我们感受到很多事情的确在发生变化。
　　那特朗普总统呢？虽然他在商业合作上放过狠话，又在台湾问题上失言，但在达沃斯论坛前一周他和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会面，探讨如何通过电子商务推动美国商品销往中国市场，为美国增加100万就业岗位。如果特朗普足够精明、现实的话，他会发现跟北京在贸易投资领域具有更大的合作空间。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供给侧改革，市场变得更加现代、创新、可持续，更加注重科技含量，到2020年“十三五”规划末期，将形成主要依靠国内消费而非出口拉动的发展模式，与二三十年前有很大区别。
　　在世界经济的浪潮中，欧洲岌岌可危。如果布鲁塞尔不能“畅游”于世界经济的大海，或者像对待俄罗斯那样一味对抗冲突，只能受其所害，付出惨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