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交流协会

    卡尔是谁？他的全名是罗伯特·卡尔(Robert John Carr)，现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曾于2012年3月至2013年9月担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他原本是职业政治家，澳大利亚工党的重要领导人，是该国新南威尔士州任职时间最长的州长。在从那个位置上退休6年后，他应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的邀请，接替陆克文担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一职。这是他在国内政治中几乎登顶之后梦寐以求的职务。尽管从一开始他就清楚担任这一任职可能只有18个月，仍然以极高的热情从事每一天旋风般的工作，并在日记中忠实记录了工作的过程和感受。果然，在2013年9月的大选中，澳大利亚工党失利，卡尔离开了外交部长的岗位。此后不久，他就出版了《外长日记》一书。今年4月，我率交协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其间走访了悉尼科技大学下设的这个全澳唯一聚焦研究澳中关系的机构，双方进行深入、坦诚的交流。时间飞逝，意犹未尽。晚上，他专门让人送来《外长日记》一书，并在扉页题词，表示良好祝愿及继续合作的意愿。
      这本书既是“日记”，就不分章节，完全按时间排列，很少修饰痕迹。既然同作者有这么一段缘分，我就非常认真的将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其中最能吸引我的显然是关于中国的内容。
      很自然，他记述了陪同吉拉德总理出席博鳌论坛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经历，以及他在就任仅两个月时以外长身份访华的情况。似乎，他还曾设想更早一点访华，然而顾问坚决劝阻他在访美之前访华，以免引起轩然大波。其实，即使是在多次访问美国期间，他同主人“谈话要点”上总少不了“中国”一项。在访问印度、日本、韩国、东盟国家时也是如此。卡尔不仅重视与外国“同事”交换对中国的看法，更重视战略家、大牌学者和智库专家的看法。他在书中详细记述了多年挚友基辛格博士有关中国的高论，也记录了他阅读鲁特瓦克、培祖罗和沈大伟有关中国著作的心得。他将新加坡外长尚慕根引为知己，在亚太地区穿梭访问时不时创造机会同他交换看法，原因也在于将新加坡视为全世界“中国问题”的头号智库。作为外长，卡尔引用其下属的电报说明，澳大利亚使馆在欧盟使团中的比较优势恰恰在于对亚太事务的熟悉。
　　这本书中也有不少“内幕”故事，如澳大利亚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2009年和2013年两次讨论《国防白皮书》特别是其中涉及中国部分的情况。
　　当然，卡尔在书中也讲到他在联合国和G20等多边场合的外交活动，澳大利亚同南太岛国、英联邦、加勒比和非洲国家的关系，甚至澳国内政治的情况，但综观全书，“中国”无疑是第一主题。
　　我想，这其中有三个原因。第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复兴，实在是当今世界格局演变当中最重要的现象，谁也不能不关注。第二，澳大利亚在应对世界格局这一演变过程中，地位得天独厚，得风气之先。第三，卡尔先生在关键时刻担任外交部长这一关键职务，本人又对“中国政策”情有独钟，发挥了“创造历史”的主动性。
　　具体看看这位外长的中国缘分。其实，卡尔在担任外长之前就遇到一场“中国风波”：2011年，奥巴马访澳，在议会发表演说，宣布派遣2500名海军陆战队常驻达尔文，并批评“中国制度”，引发澳各界人士强烈关注。由此引发澳高层中间一场关于同中国和美国关系的辩论。卡尔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中引用弗雷泽、霍克和基廷等澳三位前总理、诸多商界领袖及专家学者的关切，认为上述做法过于疏离中国。这是亚太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卷入其中的关于如何应对“中国复兴”这一“划时代现象”一场更大范围讨论的组成部分。
　　在担任外长以后，卡尔希望保持“更为健康的澳中关系”。澳大利亚历来将澳美结盟关系称为本国外交的“基石”，这一点卡尔无权更改，他在18个月中所能做的只是稍稍纠正他认为“过分疏离中国”的做法，从而避免对华关系紧张乃至冲突。其实，在澳大利亚，这是相当“主流”的看法。卡尔在日记中援引《中国日报》的看法：澳可能成为西方同中国最友好的国家。
　　对卡尔的这些“中国情结”当然有反对者。当初他发表博客文章时，多尼隆、坎贝尔等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界要员就扬言要“修理”他。卡尔担任外长后对外表态更加慎重，在他访美时对方也降低批评的调门。希拉里轻描淡写地说，澳媒将美陆战队进驻澳大利亚视为“反华”，其实美方并没有那个意思，她本人也要去中国进行“战略对话”。澳大利亚和外国学界也有人对卡尔的“中国情结”不以为然，如保罗·芒克(Paul Monk)和鲁特瓦克都指责中国“以自我为中心”，不擅“平等相处”和“国际战略”。还有人挑拨离间，说中国人认为澳不如加拿大“重要”，对此卡尔表示怀疑。
　　在任期间，卡尔采取具体措施维护澳中关系。2012年8月，澳内阁讨论年底澳美外交国防“双部长磋商”会谈方案，国防部建议呼应2011年11月奥巴马访澳事，卡尔建议“慎重”，同国防部长史密斯细致沟通，并多方做工作，在新闻发布会上第一个讲话“定调”；布置媒体传递“无意遏制中国”的信息。参与讨论《2013年版国防白皮书》，一改2009年版的写法，说明（澳大利亚）政府不将中国视为对手；中国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并无令人吃惊之处；美中关系将在未来几十年中决定我们的战略环境。
　　对卡尔的这些做法各方反应总体积极，但也有杂音。其中最为尖刻的是来自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的美国著名对华政策鹰派人物阿米蒂奇。阿不指名地引用卡尔的话，随后对澳的国家安全方针寄希望于美最大限度对华合作和将竞争减到最少表示“痛心”，谈论由于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立场引发“暴力”的可能，并称未来15到30年中亚洲“很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当然这并不奇怪，早在世纪之交，阿就曾宣称美中极有可能因台海发生战事，澳需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
　    更令卡尔吃惊的则是鲁特瓦克在《中国的崛起与战略的逻辑》一书中称：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明确表示要抵制中国日益上升的实力的国家，率先主张结盟并按照战略逻辑的要求予以管理。他的依据是《2009年国防白皮书》以及密切同日本、印尼和越南的关系。那么《2009年国防白皮书》为什么会那样写？卡尔找2009年曾参与起草国防白皮书的海关和边境署署长米歇尔·培祖罗调查。培对他讲明澳对华政策的来龙去脉：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的关键政策选项有三个：“遏制、两头下注和超级对冲”；而《2009年国防白皮书》就是“对冲过头”的典型，其中大谈中国“咄咄逼人”的战略态势，发生重大冲突的前景，以及实力应对的承诺，如购买12艘潜艇和新型战机云云。
　　然而，在卡尔看来，中美双边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对澳大利亚和全世界都是如此。澳大利亚梦寐以求的是美中保持良好关系。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中美双边关系出现某种故障，不仅对澳大利亚、新加坡，还包括整个地区，都是一场噩梦。卡尔的新加坡朋友表示，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应该帮助中国理解美国，避免误读误判。许多人引用李光耀的说法：亚太的和平与安全，取决于中国是由于西方试图延迟其发展或使之流产而成为对西方心怀不满和仇视的排外和沙文主义的力量，还是通过广泛参与世界事务变得更有学识、更具世界眼光、更国际化和更为外向。
　　总之，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卡尔在担任澳大利亚外长期间如何看待、处理对华关系，甚至可以通过他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与见闻，了解他的许多“同事”——其他国家的外长和澳大利亚内阁中的其他成员——是如何看待和思考中国的复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