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仍处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中，呈现出低增长、低通胀和高债务的平庸态势。同时，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和特点，一些重大的阶段性变化逐步显现，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凸显，需要在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再配置，实现供需两侧在更高水平上的再平衡。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引领新常态的行动方案
　　从国际背景来看，金融危机虽然已经过去8年，但仍到处可以看到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尚未根本走出危机，而且出现了一些大家不能理解，以往经验不能有效解释反常现象和问题：第一，货币大幅宽松伴随的却是通货紧缩压力。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都在实行史无前例的宽松货币政策，然而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却是通货紧缩或者有通货紧缩的压力。第二，高债务快速上升伴随的是持续低迷增长带当前全球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250%。但全球经济增速却在放缓，大量债务未能有效转化为有效投资，也未能带来全球经济高增长。第三，全球化势不可逆而全球贸易增速却大幅放缓。在各种多边、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快速推进的同时，近几年贸易增速却一直在放缓。第四，新的技术革命伴随的却是生产率下降。主要经济体中除了印度之外，全要素生产力、劳动生产率的增速都呈下降态势，说明技术进步的动力未能有效转化成生产率的提升。
　　这些当前困惑着世界经济的怪现象，引发了全球性的政策反思。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原来长期指导我们经济的政策理论是否还有效；对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是否应该全面反思，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重大问题。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如何启动新的结构性改革，来重塑增长动力和格局。
　　从国内背景来看，国内经济出现了不同以往的特征，新常态究竟该如何适应和引领，成为困扰企业、政府和居民的共同问题。近三年，中央沿着“怎么了、怎么看、怎么干”的思路不断探索、深化认识探索经济治理的药方。继2013年提出“三期叠加”解释中国经济“怎么了”和2014年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后，2015年中央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答了‘怎么干’的困惑。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基于当前国际国内的特殊背景，更是针对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来提出的，是把握和引领新常态的一个战略行动方案。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供求不匹配矛盾
　　我国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出现缓慢增长的阶段性变化趋势；二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和向中高端迈进，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同时，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变化的矛盾也十分突出：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传统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转移，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因此，供需结构错配已成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其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然而，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的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再平衡，重塑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国际分工调整的需要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见，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的冲击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强长期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同时，过去一个时期，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产品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国家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在此背景下，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由以往的价格竞争转向质量、技术、品牌和服务竞争，培育建立新的比较优势。加快结构性改革是重塑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

      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突出问题导向
　　第一，着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是无效和低端供给的集中表现。过剩产能和积压的库存沉淀了大量的厂房、土地、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入到有市场需求的领域，从低效率领域流入到高效率领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去产能、去库存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举措。
　　第二，着力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国出境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这反映了我国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增强我国产品吸引力，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第三，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当前，行业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自由流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增大了民营企业进入障碍；金融市场不完善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护，促使消费者“用脚投票”，转向境外消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潜力的释放。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才能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五、推进供给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个方面，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
　　一方面，供给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供给侧改革可能会在短期内形成一定的收缩效应，债务风险和隐性失业压力有可能集中释放，需要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重要稳定作用，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进而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当前，要把握好供给侧改革的时间窗口，根据改革的总体部署、时序安排和推进节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改革有序推进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重点任务，落脚点在于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新的平衡。同时，供给侧改革还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提升产品品质和质量，吸引和创造更多的国内外需求。比如，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货币化，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以货币化形式鼓励搬迁住户购买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消化库存的同时，也将拉动装修和家电等相关消费。“补短板”可以通过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增加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来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

      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好短期与中长期结合
　　一方面，供给侧改革要从“做减法”入手，解决当前突出矛盾。通过“去产能”，逐步化解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促进企业优胜劣汰和工业品价格合理回归，扭转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的局面。通过“去库存”，减少资金无效占用，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可以发挥房地产业体量大、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作用，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通过“去杠杆”和“降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降低银行不良率上升的压力，引导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实体企业的活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
　　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还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领域，使新的增长点汇聚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转向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增强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行动，为新常态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为依托，在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十三五”良好开局，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