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专门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把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到了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的战略高度。[①]可见，“加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已经得到中国共产党高层以及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对于学界和智库而言，当前的研究重点已经无须引经据典来论证“软实力”如何如何重要，而是要立足于调研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当前软实力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改进和提高。

 

 

      由于殖民主义的历史，西方长期以来把非洲视为自己的“后院”和“狩猎领地”，出于对其在非洲既有利益和影响会受到冲击的一种担忧和警惕，以及更深层意义上的中西方在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发展合作理念与模式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西方从整体上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和恐惧等因素的作祟，近十年来包括不少政界和学界人士在内的西方舆论可谓开足马力，对中非关系进行了许多负面报道和所谓“新殖民主义论”和“资源掠夺论”等指责。

      关于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说法最早出现在2006年前后。当年中国在北京举办了规模空前的“中非北京峰会”，非洲国家领导人云集北京，中国出台了一揽子援助非洲和推进中非经贸合作的重大举措，这不仅让国际间关注非洲和研究中非关系的热度陡然升温，也让那些“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西方政客和媒体开始用“扣帽子”和“打棍子”的方式来诋毁中非关系。比如，批评中国的对非援助和贷款“不负责任”，可能引发非洲新一轮债务危机[②]，是所谓的“无赖贷款者”（rogue creditor）和“搭顺风车者”(free rider)等等。[③]因为西方的援助通常与受援国需达到各种政治经济条件相挂钩，是“附加条件的援助”，因此，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和“不附加条件援助”这两条颇显“另类”的“双不”原则，也被批评为是对非洲“专制政权”的变相支持，不利于非洲的民主进步。另外，有些反讽意义的是：西方援助国在批评中国“不附加条件援助”原则的时候却绝口不提这项原则中含有的另半条“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的表述——此条原则的完整表述为“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系周恩来总理上世纪60年代初访非时提出的“中国对非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中的第二条——因为这恰是西方援助的软肋。西方援助专家拥有各种生活和工作的特权，而这些额外开支均统统计入外援预算项下，暴露了西方援助的自私和虚伪性。

      对中国支持所谓非洲“专制”和“失败国家”的指责，则主要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治理模式、以及领导人政治理念甚至个人关系的好恶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在该指责项下，通常被提及的两个非洲“失败国家”案例是苏丹和津巴布韦。实际上，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非洲的“失败国家”名单会很长。但因中国与苏丹和津巴布韦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这两国便得到了西方政府及媒体的“特别关照”和“强度曝光”。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关于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危机更是被一些西方舆论和非政府组织描黑成了一场中国支持甚至制造的人权和人道主义灾难，并以此为籍口发起抵制北京奥运会的“运动”。

总体来看，虽然近年来所谓“新殖民主义”的抨击调门在中非互利共赢合作这一铁的事实面前有所降低，但残渣余火犹存，随时可以结合一些中非关系中的负面个案进行较大规模的舆论炒作，对中国在非洲软实力的建设构成主要的舆情挑战。

      从非洲方面看，尽管西方的强势话语权对非洲知识界、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舆论导向都有不容低估的影响，但与西方直白和赤裸裸的“抨击”和“批评”有所不同的是，我们面对的非洲舆情挑战主要以“怀疑”和“担忧”的形式出现，即认为非洲方面的“赢”体现不足，“怀疑”中国对非经贸合作的“双赢”属性，“担忧”非洲大量进口中国工业制成品会影响到非洲自身的工业化进程，“担心”现在这种以非洲进口制成品和出口矿产资源为特征的不断扩大的中非贸易是在重复过去“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不平等经济贸易结构”，等等。近年来，非洲的知识界，特别是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等拥有不少高校和本土研究智库的国家，还开展了不少有关“非洲如何从中非关系中更多获益”的课题研究并召开了全非或地区层面的研讨会及成果发布会，这些强调非洲主体性、平等性和更多参与性的研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非洲的上述“怀疑”与“担忧”。一句话，由于非洲遭受长期殖民统治的“历史记忆”十分深刻，加之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历史欠债太多，非洲各界对资源外流比较敏感，对快速体现中非合作的实际成果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急迫感。

 

      由于语言、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④]，再加上中国在非洲从事经贸活动的百万大军在融入当地社会方面明显存在差距和不足，非洲人和中国人在个体层面的沟通和了解远没有西方人和非洲人之间顺畅和自然。

      另外，自冷战结束后非洲国家纷纷迈上多党民主发展道路并放开对媒体的控制，新闻自由和反对党、私人办报成了见怪不怪的普遍景观。从新闻行业的“潜规则”和商业化运营的市场驱动的角度出发，这些反对党和私人报纸更愿意迎合赞助者以及以反对政府观点为己任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的诉求，通过一些负面报道影响普通民众的价值观判断。而这些私人报纸发行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背后赞助者又往往多是西方国家以及一些总部在西方国家首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如笔者2014年5月在走访1980年创立、日发行量为10万份的津巴布韦最大日报、由津政府拥有的《先驱报》位于首都哈拉雷的总部时，该报主编喀沙尔•兹瓦伊（Caesar Zvayi）先生以及来华参加过中促会举办的短期培训班的国际版资深编辑滕戴伊（Tendai）女士均认为，中津关系十分友好，《先驱报》刊发了大量正面和积极报道中津关系的的文章及评论，还有意与包括笔者在内的中方学者一起在该报开辟中津以及中非关系的专栏。但他们同时也指出，虽然津官方媒体对中津关系的报道大多正面和积极，但津巴布韦的私营报纸，如2011年刚刚创立的、日发行量为5万份的《新闻日报》（Newsday），以及其它由工会及反对派操控的媒体则以负面报道为多。[⑤]

      近年来，笔者有机会经常访问非洲并在国际会议上接触很多各界非洲人士，所接触的非洲学者和非洲非政府组织人士普遍认为，目前中非关系间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源于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很不够，因此迫切需要大力推动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从“G-G（government to government）模式”转化为“P-P(people to people)模式”。事实上，语言沟通问题说到底还仅仅是相互了解的一个技术性障碍，假以时日和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资源后并不难以克服，更深层次上以及对相互民族性格的了解还需要在民族、宗教、社会、文化等“内容”方面多下功夫。如笔者在实地调研中了解到，在非洲投资兴业的一些中资公司因缺乏与非洲工会打交道的经验，在制定公司劳动纪律等各项规章制度时未与工会充分协商，因而反遭非洲工会及非洲雇员的诉讼，认为这些《纪律守则》中制定的旷工、开除等相关条款与当地的《劳动法》相抵触，中资公司意在曲线剥夺非洲工人依据《劳动法》所享有的正当权利，云云。而中方管理人员则普遍认为非洲员工散漫慵懒、工作不够敬业、不愿意加班工作、劳动技能较低，一些建筑工地甚至非洲员工的小偷小摸现象已成为见怪不怪的家常便饭。

      相互不了解或者了解不够、不深就容易导致误解甚至猜疑，而这又自然在非洲为西方散布的所谓“中国新殖民主义论”准备了土壤。相互不了解还容易把一些个案的问题理解为普遍的存在，甚至无中生有加以臆断和揣测，对我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和对非外交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如近些年来，西方及一些非洲媒体把皮肤黝黑、集中住宿在简易工棚并且“三班倒”日夜奋战在施工现场的中国援非工程建设人员污称为“劳改犯”；把中医药统统斥为“假药”等均为突出的公共外交“缺位”案例。

 

 

      相对于贸易和投资额可以在短时期内利用我们的制度和政策等优势实现“短平快”式的大幅提升，推进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则是一个渐进和润物细无声的过程。虽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必须在指导方针、实施方式，以及实施内容等方面做出和做好统筹规划。

 

       “正确义利观”是新时期中国外交要树立的一面旗帜。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⑦] 可见，“正确义利观”的核心其实就是“合作共赢”，换句话说，中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一定会尊重别国的利益，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中国古语云，“君子爱财，但取之有道”。中非各个领域的经贸合作项目实施都应从促进非洲发展的角度来设计和运作。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兴业，也决不能一心只想着自己发财，而置非洲的环境保护和就业问题于不顾。

      总之，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我们只有扛好和举高“正确义利观”的大旗，中国在非洲的经贸活动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才能在非洲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老殖民主义者的合作共赢发展道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才能够理直气壮，挺直腰板捍卫自己的话语权和软实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得到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广泛欣赏和赞誉。中国何以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功使得4亿人脱贫，从一个不发达的状态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发展模式已成为全球热议、特别是面临同样发展渴望的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希望了解和学习参考的热门话题。如果中国能够做到，30多年前和中国处于同一起跑线的非洲国家也希望能够做到。非洲国家和人民因此有兴趣了解和借鉴中国的减贫、经济发展以及政治治理经验。

      非洲自上世纪5-60年代独立以来，由于历史的惯性和经济的较强对外依赖性，其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西方的投资和援助，与西方是一种依附性的经济不平等关系，也一度被发展的“悲观论”笼罩，被认为是“没有希望的大陆”。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与非洲经济联系的不断紧密，非洲不但有了新的发展伙伴选择机会，而且发展的潜力不断释放，从一个“没有希望的大陆”的“丑小鸭”蜕变为了人人追逐、“充满活力和崛起中”的“白天鹅”。由于和亚洲新兴经济体以及金砖国家的紧密经济联系，2008年始自华尔街的世界金融危机虽对非洲经济形成一定冲击，但并不致命。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带动下，非洲经济很快企稳回暖，其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较高速的增长。2013年2月，南非标准银行曾发布一份报告指出，金砖五国近年来同非洲之间的贸易增速高于其与世界任何地区的贸易增长。据标准银行估计，金砖五国同非洲的贸易总额在2012年达到了3400亿美元，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预计到2015年，金砖国家同非洲的贸易额将超过5000亿美元，其中约60%（即3000亿美元）将由中非贸易构成。[⑧]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和“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与非洲经济增长呈现的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中国投资非洲不是“威胁”，而是非洲发展的历史机遇。

    然而，专业性的研究报告和专家的观点要转变成老百姓普遍接受的“共识”和“常识”，还必须让老百姓从日常生活中亲身感受到变化。坦率地说，要使“中国机遇论”深入人心，我们还必须做出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除了在中非关系的政策和实践层面要更注重非洲民生的改善以外，目前和未来一个阶段中国在非洲话语权建设的任务就应该是，多多宣传中国发展与非洲发展的共生共荣关系，让“中国机遇论”逐渐深入人心。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⑨]

      “讲好中国故事”自然涉及故事内容和讲故事的方式方法。笔者近年来有很多机会与驻华的非洲使节以及来华参加各类人力资源培训的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非洲朋友就中非关系、中国梦与非洲梦的实现形式和相互对接等问题进行相互沟通和深入探讨，深感“讲好中国故事”除了掌握好讲故事的技巧外，如避免假大空或使用政治术语、模式型的套话，需要从人物和事件入手等等，还必须在故事内容上抓住重点和切入点。

      “中国故事”是现当代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恢宏篇章，这个故事的“第一季”主要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包括如何从贫穷到富强的美丽蜕变过程。故事的“第二季”则是中国与世界的接触和交往，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仅仅“独善其身”还是“乐善好施”，即中国是如何帮助非洲发展的。这两季的“发展”故事既有着上下的承继关系，又各自蕴含着广博和深厚的内涵。现在国际上尝试讲清楚这两季“中国故事”的智库学者可谓如过江之卿。这其中既有讲述“第一季中国故事”还算比较客观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等，也有讲述“第二季中国故事”时的描黑和攻击，如“资源掠夺”、“无赖贷款者”和“新殖民主义”等等。因此，要“讲清楚”和“说明白”这两季的中国“发展”命题，既需要客观和勇于自省的自信，也需要熟谙受众特点并掌握与国际接轨的传播技巧。

      譬如说，在与非洲学术界和媒体、NGO等交流的过程中，一个绕不过的话题就是“民主”、“政治制度”和“治理”等问题。毋容讳言的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在与非洲朋友交流时，似乎每每谈到“民主”或者“治理”时总感觉话题敏感或者底气不足。事实上，需要脱敏的是我们自己。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⑩]这三个自信的来源就是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步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实践证明我们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成功的。

      仔细梳理国际上对“第一季中国故事”的诸多解读，其实在“北京共识”等华丽的辞藻下也存在不少认识上的“盲点”，如认为“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甚至“中国经济发展是建立在牺牲政治自由的基础上的”，“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在倒退”等等。这些解读“盲点”不仅在西方世界，也同样在非洲有很大的流传市场。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讲好“第一季中国故事”时至少重点“讲明白”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综合系统工程，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是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同步进行并相互促进的；第二，中国的成功要归功于正确处理和摆正了改革（reform）、发展（development）与稳定（stability）这三者间的关系；第三，中国的快速发展还得益于拥有高效和致力于发展的强势政府、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正确和具有连续性的政策等因素。[11]

应该说，结合冷战后不少非洲国家在多党民主道路上所经历的磕磕碰碰，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对于其正面理解“中国发展”应该是非常贴切和符合需要的。据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4年11月24日

报道，南非执 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已经仿效中共中央党校的建校模式，决定在南非曾经的淘金小镇芬特斯克龙建立其建党以来的第一所培养政治领导人的“党校”。有媒体据此乐观认为，“（中共）输出党校，其实也就是在输出政治制度，输出一种新的组织社会的方式” 。“非洲各国（虽然）从欧美学到了一套徒有其表的宪政和选举制度，但却没有从欧美学到如何源源不断地培养合格的治国人才，其本地的部族主义、庇护主义传统严重制约着选人和用人机制的现代化。这个空缺，很大程度上将由中国来填补。”[12]   

      除了培养干部的党校，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方面得到世界一致高度评价的则是在减贫和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因此讲述“第二季中国故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最好的内容莫过于与非洲讨论和分享我们的发展经验（尤其是减贫经验和制造业发展经验），以及讲清楚中国给非洲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给非洲带来的积极变化。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实际操作中，为了形成更大范围的舆论影响，中国的学术界可以尝试组团集体“走出去”。相对于给来华培训的数量有限的非洲人力资源班进行上述问题的课堂讨论，走进非洲，在非洲大学以及各种公共论坛的讲台上可以面对更多的非洲受众，自然也可以产生更好的效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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