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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与合作


——筹建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查道炯中国牵头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是一家多边金融机构，其业务范畴集中在推动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在国内和国外都吸引了广泛的兴趣和评论。从一个角度看，由于亚投行设定的开始运营日期是2015年底，它投资项目的成败需要更长的时间才可观察，眼下对它所做的任何评论都只能是揣测。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正因为该投资工具所要从事的事业具有跨国性质，各方求得最大公约数的相互认可，至关重要。投资银行作为商品经济演变的一部分，投资银行的出现，有着悠久的历史。例如，一些学者认为，在欧洲，投资银行的原始阶段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出现的金匠店。之后，投资银行在各国衍生出不同的形式, 在英国及大多数欧洲国家被称为“商人银行”, 在美国又被称为“华尔街金融公司”, 在日本被称为“证券公司”。这些银行都有丰富的跨国投资历史。在中国经济史上，从钱庄、票号演变到现代商业银行，也有着丰富的历史，并像其它地区的银行一样，也为中国企业从事跨国投资提供服务。1994年成立的中国进出口银行是中国专责促进中资企业从事跨国投资的银行机构。而今，众多的中资银行加入了跨国投资行列。多边投资银行，由两个以上的国家的投资机构共同组成的金融工具，是现代国际经济关系开发的产物。1944年成立的世界银行（世行）最为人知。其设计的理念是为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开发活动提供资金援助和专业咨询。世行出现之后，在提供服务的地理范畴上具有区域性的金融机构纷纷设立。例如：亚洲开发银行、安第斯开发公司、加勒比开发银行、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东非开发银行、西非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伊斯兰开发银行、北欧开发基金、北欧投资银行、欧佩克国际开发基金等等。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时，为了便于分辩不同金融机构的业务侧重点，一般把投资银行（也称开发银行）定性为那些愿意提供长期（一年以上）、利率低于同期资本市场、包含捐赠成分的贷款机构。投资银行有别于商业银行的另一个特征是它所得到的政府支持：包括放贷方的资本来源和还贷方的担保等核心需求。包括政府开发援助成分是投资（开发）银行运营的重要特征。这并不是说投资（开发）银行就不与商业银行合作。事实上，商业银行资本与投资银行资本之间的联合，在一国之内以及跨国投资的场景下，形成了一个公私合作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中国与多边开发银行利用多边开发银行为国内的经济建设服务是数十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开发的举措之一。1980年，也就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第二年，中国加入了世界银行。次年，经中国与世行商定，第一笔世行贷款用于改善中国的教育，包括派遣教师出国进修，购买图书资料，改进大学的管理。有幸得益于该贷款项目的人士中，不少后来成长为从事中外经济关系的骨干，活跃于国际经贸外交舞台。这是国际开发史上的一段佳话。 1986年，中国加入了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数十年来，中国一直是亚行、世行贷款的最大受益方之一。从交通、能源、电信到教育、科技、政策沟通，多边银行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开发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演变，在与多边开发银行的互动中，中国既是受援方，也是援助提供方。例如，中国于1985年加入非洲开发银行，截至2011年底共向其软贷款窗口非洲开发基金（ADF）提供了约4.36亿美元的核心捐款。作为出资方之一，中国加入了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其他地区性开发银行，例如西非开发银行（Banque Ouest Africaine de Developpement）、东南非贸易和开发银行（The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n Trade and Development Bank）、加勒比开发银行（Caribbean Development Bank）。在经历了长达十五年的谈判后，中国于2008年正式加入泛美开发银行（Inter?鄄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自2005年起，中国开始向过去为其提供多边援助的主要来源机构捐款，实现了中国由多边开发机构的资金接受者向贡献者的角色转变。2005-2008年，亚洲开发银行的软贷款窗口亚洲开发基金（ADF）第九次增资期间，中国首次捐款3000万美元，其后又于2009-2012年和2013-2016年的第十、十一次增资中分别捐款3500万美元和4500万美元。2008-2010年，世行下软贷款窗口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IDA）第十五次增资，中国首次捐款3000万美元，其后又于2011-2013年IDA第十六次增资中捐款1.6亿美元。归纳起来看，中国经济的开发成就，得益于多边开发银行的广泛参与和支持；这些银行在中国的成功，丰富了其在推动全球经济与社会开发中发挥作用的经验。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自身经济能力的提高，中国在多边开发银行中的身份逐步由接受援助为主向接受与提供援助并重。投资境外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试图做的贡献通过包括利用国外贷款途径，改善积弱的基础设施，社会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个人生活上的便利，而是为百姓创业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和升级，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得以在一代人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实现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要致富，先修路”在中国社会已经形成共识，家喻户晓。事实上，在亚行对中国的投资项目累计中，交通和电信领域最多，占49%，其次是能源（14%）、水务和其它市政（12%），农业和自然资源（10%）。在亚行的项目成功率评估中，交通项目高达96%，市政和能源项目的成功率也都在95%以上。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中国运用多边投资银行的支持，从事基础设施建设，所收获的不仅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桥梁、道路和电线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事业，从融资模式到项目管理等“软设施”，也得到了改善。而这些“软设施”对中国的二线、三线城市、偏远地区的官员和公司人员而言，尤为珍贵。于1981年开始建设的鲁布革水电站，是中国第一个利用世行贷款的基础设施项目。鲁布革是聚居于中国西南山区布依族语言的汉语发音，意思为“山清水秀的布依族村寨”，位于云南省与贵州省交界的黄泥河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八个国家承包商竞争中，一家日本公司胜出，负责整个项目的建设。同时，挪威和澳大利亚政府向工程提供贷款和咨询服务。鲁布革工程将中国公司在本国的工程角色转变为辅助外国企业。该项目在中国基建行业一度被称作“鲁布革冲击波”，因为它颠覆性地挑战了中国企业所熟悉的行事习惯。但是，从鲁布革项目开始，多边投资机制为中国工程企业从管理到技术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有益的驱动，有助于它们在境外的竞争中获得项目。而今，由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将其投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另一家涵盖广泛的开发银行。这种选择，其实是基于中国自身与既有多边投资银行和机构互动所取得的成功。亚投行的设计者们的确展现了一种自信。与此同时，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一个新的多边银行，中资公司也能够参与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有了一个多边机制，中资公司则能够更好地集思广益，把事业做得更好。竞争与合作亚投行作为一个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新事物，从发出邀请到2014年10月在北京签署筹建备忘录，并没有引起国际上的特别关注。但是，在2015年3月中旬，当英国等欧洲国家为了赶上月末的创始成员国资格截止日期而密集加入时，亚投行一时间成了世界主流媒体的头条。从不同的角度和利益出发，国际上对亚投行的评论众多。国际上，有不少评论认为亚投行对既有的多边银行机制形成了挑战。其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70年代跨国投资活动开始大幅度扩大的历史来看，类似评论言过其实。首先，看资本规模，根据其筹建备忘录, 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 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在众多的多边开发银行中，这是一个小数目。例如，世行的资本为8000亿美元，而亚行的资本金为6500亿美元。仅2014年，世行贷出的款额就达到了650亿美元。而且，增资是包括世行和亚行在内的多边银行的习惯性选项。其次，历史上，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世行和亚行的重点投资领域。只是在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之后，世行和亚行对向欠发达的经济体投资基础设施更为谨慎。与此同时，根据2009年亚行与亚行学院联合发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Infrastructure for a Seamless Asia）报告，2010-2020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预计为8.28万亿美元。其中，国别投资需求约为8万亿美元，区域投资需求为2800亿美元。可见，亚投行也仅仅是为满足投资需求提供了一种补充。再次，在亚洲地区，政府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框架，在中方推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之前，便已经出现。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亚洲公路与泛亚铁路网络、东盟电网、泛东盟天然气管网、新加坡-昆明铁路等等，历经多年论证，这些规划都得到了东盟国家和世行、亚行的支持。这些构想变成现实，之所以进展缓慢，并不仅仅是因为资金短缺，也不可归结于既有多边投资机构的行动偏好。基础设施投资，不论是新建还是改建，不论是在某一国之内还是跨国互联互通，都有独特的敏感性。原因之一是它往往涉及项目所在地百姓的拆迁、安置、补偿，改变当地既有的生态环境。从电力、电信、公路、铁路、水利、水电到垃圾处理等等，都属基建。无一不涉及具体项目所在地社会/文化层面的舒适度。在中国，“发展是个硬道理”在政府、企业和百姓中，得到高度的认可。相比之下，在另一些国家，这个道理的“软”、“硬”程度，是多方磨合的过程；而且磨合是个持久、反复的过程。这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一个投资目的地国，不管它的总体经济状况如何糟糕，也不管它的基础设施现状如何，对外来资本是有选择的。这些国家都有潜力和智慧去发挥它自己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的影响力。所以，并不是说有了来自类似亚投行等机构的新的资金来源，就自然而然地能把项目做成。既有多边银行为什么没能促成一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必须纳入亚投行具体项目的设计和评估。所以，合作与竞争，并不局限于哪些国家有没有加入亚投行。如何获得投资项目、如何赢得接受投资项目地区各种既有利益的有效合作，如何协助促使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发挥其效用，也是一种竞争。结语在当今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基础设施领域有需要填补的投资空间。这是观察当今全球经济开发的共识。亚投行的出现，是应运而生。亚投行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众多的亚洲开发中国家的支持；14个OECD成员国也加入了创建亚投行的事业。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更重要的挑战是：如何通过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使亚投行在基础设施“硬件”和经济开发知识“软件”两个方面都为国际经济的开发增添活力。面对国际间的种种质疑和偏见，亚投行成员国都有义务一起证明：谁笑到最后，笑的最响。（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交流协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