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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 崑
“一带一路”战略自2013年秋季出台后，使我国与周边地区的发展形成海陆对接之势，风生水起。2015年初，中国政府吹响了落实“一带一路”的号角。“一带一路”是世界级的长线系统工程，需要世界级的战略智慧和外交技巧合理推进落实。在此过程中，公共外交的使命是要用国际通用的概念，阐释推介“一带一路”的本质和特色，以弥合内外认知差异，塑造共识，从而使“一带一路”成为链接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纽带。
驱动全球互联互通（Global Connectivity）。“一带一路”是中国倡议的，以周边为重点的全球互联互通战略。全球互联互通是全球化时代的根本特征。“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一部全球互联互通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开放、发展、合作战略，都可以视为全球互联互通的有机组成部分。过去三十多年，中国融入全球化时代的全球互联互通，大大带动了国内的互联互通，积聚了巨大的能量。如今，中国的发展到了整合创新并合理配置各种发展手段，主动设计，内外并举的时候了。其实，除了“一带一路”之外，中国领导人还相继在一些地区和多边合作机制上提出亚太互联互通、东亚互联互通，全球基础建设合作等倡议。这些倡议整合在一起，不就是一个以周边为重点的全球互联互通战略吗？这一战略的内核是物理、制度和人员等三方面的互联互通，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政策来推进实现。举例说明，未来从中亚到我国内陆，再走“西气东输”路线直抵连云港的油气管道，以及从内蒙口岸放射出来的“草原丝绸之路”，将直接与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对接，进入“海上丝绸之路”，成为联系太平洋西岸、东南亚和南亚的战略通道，对地区乃至“第三方”在中亚等内陆投资利益形成扩散效应，比如日本在哈萨克的矿产、油气资源投资将获得更加便利的区域性运用。由此来看，“一带一路”所带动的周边与全球的互联互通更有形、更自信、更宏大。它开启了中国为全球互联互通做出中国贡献的新篇章。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Common Goods）。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普遍面临发展困境，周边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中国的经验证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效路径。而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国有意愿、有能力、有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契机。“一带一路”战略的标志性意义在于，中国在为地区和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随着中国崛起，如何做负责任的大国，为地区和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日益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普遍期待。但是中国也清醒地认识到，只靠中国出资金、出技术，以包办的方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不可能的，故而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故而会筹备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以“众筹”的方式建设“一带一路”。意想不到的是，英法德等西方国家也明示了加入亚投行的意愿。这说明，中国提出的以众筹方式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周边和发达国家理解与支持。
推进全球命运共同体（Global Destiny Community）。全球化使世界由支离破碎走向完整空间，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演进。“一带一路”如果进展顺利，也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演进：首先是促进周边和全球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连接。“一带一路”不仅将沿途乃至世界的海陆空的实体空间连接起来，也通过互联网和物联网把虚拟世界和基础设施等连接起来。有人大胆预测，中国的“微信”会随着“一带一路”成为世界性的社交平台。其次是促进周边市场空间和制度空间的连接。冷战结束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形成统一市场。但从全球范围看，中国的周边地区，包括广大的亚非拉地区，仍需进一步加强市场的一体化，以及相关制度的创新与对接。“一带一路”的建设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自贸区建设，涉及金融投资货币领域，理论上有助于垫平周边市场洼地，打通周边制度障碍。再次是促进周边文明空间与心理空间的连接。文明空间更强调整体性，“一带一路”沿线共生多种文明，多种文明的和谐共处，化敌为友，是人类共同梦想。而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为宗旨的“一带一路”建设，体现出自柏拉图到孙中山以来所形成的人文主义精神，展现理性、开放、包容、平等、合作等现代人文主义精神。海外著名的华人历史学家王赓武先生说，新丝绸之路惠及各方经济，构建和平价值，值得正面看待。心理空间更强调个体性，各国求和平，求发展，求共赢，是心意相通的。哈萨克斯坦的一位智库领导人建议，中国可发掘马可·波罗精神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向丝路国家展示更宽广的胸怀和包容性。
助推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一带一路”建设将越来越直接地面临全球性的安全困境、发展瓶颈、治理失灵等挑战。而且这些挑战同时加剧、交织叠加，是复合型的安全难题。“一带一路”涉及的多个亚非欧国家和地区，也是当今世界地区热点问题较为集中和易引发冲突的地区，面临恐怖主义、环境破坏、水资源缺乏各种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问题。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呈现相互交织、伴生，传导，蔓延的趋势，容易形成多因素、长链条、跨国性的复合型危机，加上网络新兴媒体的传播，使得危机管理和社会治理十分困难。尤其是目前包括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种机制虽然不断发展，但仍难以联合应对，更缺乏综合治理机制。比如，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和贫富差距拉大，再加上人口发展失衡，往往导致跨国人口流动加速和城市化瓶颈突出，而这又导致能源和其它资源的需求超过供给，加剧生态环境恶化，传染性疾病迅速扩散，并导致部分地区和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上升，部族、教派矛盾突出，也有可能刺激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兴起，进而又会演变为传统安全问题。因此，“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必然是国内治理与地区治理、全球治理相融相通，求取最大公约数的过程，应该会催生新的地区乃至全球治理的共识和实践。
照顾全球利益相关方（Global Stakeholders）。“一带一路”是开放的，牵涉地区及全球的利益相关方。中国需要掌握和运用国际上通行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尽量让国内外相关的利益方共同受益，实现与中国的对接式、捆绑式的发展。通常来讲，沿线国家的利益相关方来自官方、商业、产业、学术、媒体、军队、民间、宗教等各个领域的组织。只有把这些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考虑到，照顾到，协调到，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顺利推进，共同受益。任何一方的利益考虑不周，就有可能造成行动不力，在某个环节掉链子，问题多发，影响全局。这就需要中国强化与国内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协调与创增，兼顾从草根民众到精英阶层等各层次利益的诉求，将决策者、谋划者、执行者、建设者、参与者、评估者整合成一个有机运作的整体。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宣介，最好打出“惠及民众”的旗号，这可能是最实际，最管用的公共外交旗帜。“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最大，协助相关国家的底层民众受益，功德无量。当然，这是一种“合作共赢”的理想化的模式，但中国必须向这个方向努力，要取法乎上。二是要注意与美国、日本等利益相关方的政策协调，合作共推，体现“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普惠性，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和竞争，如果这两个国家成为一带一路的反对者，“一带一路”将比想像的更加艰难。
提升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Linkage）。“一带一路”需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这就需要中国不仅要投资互联互通，更要创造更高附加值，优化和提升沿路地区产业网和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二战后亚太地区经历过两轮经济高速增长，第一轮得益于全球分工，第二轮得益于地区合作。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增长的核心动力均源自地区生产网络的高速运转。从资源禀赋特点出发，未来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力仍可能主要来自于彼此间的分工配合，十分有必要继续在生产网络的革新上下功夫。因此，基础设施投资结合“东亚生产网络”和“全球生产链”的特点，将有可能催生第三轮增长。具体而言，“一带一路”主张打通陆海战略通道，通过实体项目的实施，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市场的形成，促进广泛的互联互通，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共同形成有利于共同发展的贸易投资乃至人员、信息和资金移动的新规则。这样，就有可能从根本上缩小经济发展差距，纠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后危机时代”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思维，确立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多样性的合作新范式。
强化全球属地化（Glocalization）。最后，如果把目光投射到沿线各国内部，“一带一路”巨大的市场吸收与转化功能便更加明显，即通过项目建设来吸收沿线国家当地的资本、资源和劳动力等要素，最后转化成更高的就业、收入、消费及资本回报水平，直接服务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不是仅仅是增加GDP上的账面数字。由此，“一带一路”既是全球化，也是本地化的过程。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地化，合起来恰好是近年极受各方推崇的一个说法：全球属地化（Glocalization），这展示出“一带一路”连接地方与全球、微观与宏观的巨大潜力。与此同时，回顾中国“走出去”战略过去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忽视属地化建设曾经是我们最大的教训。现在多数海外投资都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因而纷纷加强开发项目对当地社区的直接回报。得民心才能得市场。比如近来各方聚焦的中远竞购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务局一事，其背景是中远自2009年以来通过属地化采购在比港2、3号码头取得的巨大成功。两个码头2013年的吞吐量超过250万标准箱，是希腊政府自己运营的1号港口的4倍，但只有不到10名中国管理人员，其他员工均来自当地。中远不仅帮助希腊政府盘活了港口，还解决就业问题，为长期经营营造了良好环境，是中国海外投资中的成功典范，“一带一路”也应继续延续这样的思路。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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