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交流协会

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人们希望了解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如何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发展，并试图理解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但应该承认，对外部世界来说，这并非易事。因为，第一，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其本身就具有十分复杂的多样性。第二，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特别是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这一古老的文化具有强烈的异质性。第三，人们往往容易忽视的是，中国漫长的历史既有很强的连续性，又充满了变化。以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而言，从孔夫子时代的原始儒家，到汉代的经学、再到宋明的理学和心学，其内在的发展演变是超乎表面的一贯性的。第四，尤其是近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速度之快，变化之大，更是令人目不暇接。
　　就中欧关系而言，这种认知上的障碍与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交织在一起，对双方的有效沟通和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莱布尼茨、伏尔泰对中国的近乎理想化的浪漫描述，到鸦片战争后对“东亚病夫”的轻蔑和所谓“黄祸”的恐惧，从冷战后期的战略合作，到冷战后经济关系的迅猛发展及政治关系的磕磕绊绊，认知和沟通始终是双方关系中的一大障碍。
　　如何克服这一障碍？我认为，关键之一就是要用变革的眼光来观察和理解中国，在今天，这意味着要通过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来了解和理解中国。对于包括欧洲在内的外部世界来说，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是克服认知障碍，更好地观察中国的最佳窗口和理解中国的最好的钥匙，也是推动中欧关系发展的最大动力。而对当今中国来说，全面深化改革不仅关乎国家自身的发展，也是发展与外部世界更健康、更和谐的关系的基础。
　　第一，中国文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因循守旧，形成了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超稳定结构”，另一方面又讲革新求变，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商汤的《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说要“作新民”，《诗经》则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些最古老的经典说的都是这种创新精神。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变革精神渐衰，固步自封之习日重，中国逐渐趋向衰落。而与此同时，西方却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伟大变革，迅速崛起。中国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几乎同时发生，导致西方对中国在认知上的巨大变化。在欧洲，早先浪漫主义的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迅即崩塌，代之而起的是保守、封闭和僵化的新的刻板印象。然而，作为中国文化之底蕴的变革精神并未消失，相反，在西方列强东侵和西风东渐的双重刺激下又再次爆发出来，而且这种曾被长期压抑的精神一旦迸发，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中国近代以来的维新变法和种种革命，以及近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都是这种大迸发的产物。很难设想，没有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精神底蕴，会有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及其伟大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首先要理解其蕴含的革新求变的精神，那种一讲到中国传统文化就大谈京剧、书法、功夫等等的做法，其实是对中国传统和文化的严重误读。
　　第二，对理解当代中国而言，有两个现实的困难。一是中国的发展太快，二是中国的发展很不平衡。中国这30多年的发展超越了多个历史阶段，呈现出爆发性和多样性，不要说外国人不容易理解，就是中国人自己也有很多的困惑。中国著名作家老舍曾写过一部小说，叫做《四世同堂》，讲得是四代人共同生活的大家庭的故事。当代中国也像这样一个大家庭，在这里，各种现代的、前现代的以及后现代的东西交织在一起，上海浦东的发达繁华和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并存，形成了当代中国斑斓而复杂的全景图。
　　我们由此看到一个矛盾体。一方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今年年底就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而另一方面，又有着大量的贫困人口。习近平主席在欧洲学院的演说中提到，中国有超过7400万人还依靠低保生活，有超过2亿人仍生活在世界银行设定的贫困线以下——这相当于法国、德国和英国人口的总和。
　　第三，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第二轮的改革开放，或者叫2.0版的改革开放。与上一轮改革相比，这是一场更全面，更深刻的改革。有学者曾用“两个释放”来说明这一点，即一个是释放市场发展的活力，一个是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而具体地勾画了这一轮改革的蓝图。《决定》涵盖15个领域，330多项较大的改革举措，提及改革136次，集中体现了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是了解和理解这一轮改革的最权威的纲领性文件，也是了解和理解当今和未来中国的一大关键。
　　第四，这一轮改革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更为复杂，面对的来自各方面和利益集团的阻力更大，改革的任务更加艰巨。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到了这一轮改革的艰难性。他指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的确，与上一轮的改革相比，新一轮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一是改革的成本高了。过去的改革，只要放宽政策，释放市场的活力就行了，现在只出台政策不行了，还必须有资金的支持，特别是像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都需要巨额的投入。二是今天的改革不能马上见效。改革开放初期，一项改革政策出台，很快就可以见效，比如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粮食产量马上就大幅度增加。现在的改革都是基础性的，结构性的，长期性的，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见效。三是虽然社会主流仍然是支持改革的，但对改革的支持率降低了。一个哲学家说，一个人饥饿的时候，只有一种烦恼，当他吃饱了之后，就会生出无数的烦恼。当年的中国社会普遍贫困，所以大家都支持改革，发展经济。但当经济发展了，财富增加了，社会的分化也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便有了不同的诉求。一些既得利益者开始成为改革的阻碍力量。所以，习近平提出要凝聚改革的“最大共识”和“最大公约数”。此外，过去的改革是兴利，大家都有所得，现在的改革是除弊，一部分人的利益可能要受到损害，自然就会抵制改革。四是过去的改革是粗放式发展，欠账发展，为了追求发展，在社会方面和环境方面社会方面欠了很多帐，现在的改革是科学发展，绿色发展，过去欠的帐要还了。这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也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五是改革的复杂程度高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各种改革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面铺开，使得中国的改革格外复杂，令人眼花缭乱。这样的改革推动起来自然就困难了。
　　第五，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新一届政府采取了新的措施。其一，强调顶层设计，不能完全靠摸石头过河。第二，集中权力，加强领导。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李克强总理担任副组长。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小组已经召开了三次会议，研究部署相关事宜。其三，新一轮改革强调监督落实。习近平提出，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力图改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在6月7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他又提出，要对落实情况“督促检查和对账盘点”，要求改革措施的落实要“到人到事，凡事都要有人去管、去盯、去促、去干”。国务院也做出了相应的安排，派出八个督查组对国务院颁布的民生政策措施的推行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其四，改革的目标既宏观高远，又具体明确。举例来说，深改组第三次会议针对财税体制、户籍制度及司法体制三个领域的改革进行审议和部署，审议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也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等具体方案。
　　第六，面对新的挑战，中国正在通过加大开放来倒逼改革，而欧洲在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也面临着新的考验，需要进行改革。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中欧应该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于3月23日在《新鹿特丹商报》上发表文章说“我这次访欧是为交流互鉴而来……我们愿意同欧方相互交流学习，互通有无，推动各自改革发展取得成功。”在中欧的相互交流过程中，人文交流应该发挥特殊的作用。自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算起，中欧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发展政治和战略关系，反对霸权，特别是是苏联的威胁；第二阶段主要发展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双方贸易增长迅速。现在进入了第三阶段，应该有一个更全面更平衡的关系，特别是要加强人文交流。而在人文交流中，又特别要加强教育交流。应该说，在这一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举例来说，据中国教育部数据，2011年在华留学生中，韩国学生达62442人，而整个欧洲只有4727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