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交流协会

法国大选第二轮投票，年仅39岁的独立派候选人马克龙，击败极右力量的勒庞，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入主爱丽舍宫。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所有欧盟国家。

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完全出人意料，掀起了一股世界“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之风。这股强烈的“民粹主义”风暴从英国吹起，越过大洋，造就特朗普在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执政。特朗普上台，呼应欧盟国家，效仿英国脱欧，大有拆散欧盟之势。这股暴风，重新越过大洋，吹向欧罗巴大陆。

法国是欧盟的重要创始国，而且是欧洲一体化和“欧洲合众国”的思想引导者。欧盟28个成员国，以法国、德国和英国为核心。但英国是美国的最重要盟友，对欧盟一向是若即若离，没有加入欧元区，也不在“申根条约”之列。因而，英国脱欧对欧盟有不利影响，但不会动摇欧盟的根基。英国公投脱欧，人们担心的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因为英国脱欧的“缘由”，其他欧盟国家也存在。同时，英国脱欧同英国民粹主义政党和势力煽动有关，而类似英国民粹主义政党的势力，在欧盟国家也普遍存在。

马克龙成功当选，还得感谢美国和俄国这两个大国的“帮忙”。特朗普或明或暗地支持法国民粹主义极右政党“国民阵线”的总统候选人勒庞当选。因为勒庞主张反对精英政治、反对全球化，被称为“法版特朗普”。而俄罗斯因为欧盟为乌克兰问题而对俄进行制裁。因为欧盟有条规则，就是“对外一个声音”。所以如欧盟解体，欧盟对俄制裁也不存在了。原因可能是：法国两大传统政党已退选。法国国民阵线是多年老牌极右政党，老勒庞有法西斯倾向，名声不好，老勒庞女儿接棒后改变了策略，同老勒庞划清界限，因而有一定群众基础。而马克龙没有传统政党背景，没有深厚从政经验。因而美、俄对勒庞当选抱有希望。但是他们失算了。他们似乎并没有了解法国人的“特有性格”，即从戴高乐开始，法国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反对大国控制，反对大国对其内部事务指手画脚。

当然，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并不能表明法国和欧盟内部的严重问题会随之解决。今年6月，法国还将进行国民议会选举。勒庞败选后就马上进行国民议会选举动员，争取增多在国会的议员，以牵制马克龙。

欧盟从发生欧债危机的近10年来，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经济长期低迷不振，由于欧盟扩展过快，欧盟内部存在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如希腊近年来面临破产的边缘。难民潮汹涌而来，难民大多来自由美国造成的中东战乱地区，而美国不负责任，大量难民涌入欧盟国家。由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难民问题上的失误，备受其他欧盟国家的责难。难民潮使欧盟国家之间发生分歧，并造成国内社会安全问题。欧盟由于经济长期低迷，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由于受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欧盟各国都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甚至影响中产阶级收入，引发劳工和弱势群体的不满。国际恐怖组织把欧盟国家作为恐袭的重点。而欧盟国家在反恐袭问题上缺乏有效措施，没有形成共同反恐体系。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给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排外的种族主义发展提供了土壤。

2016年留下全球瞩目的两大遗产，即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2017年继续发酵。这两大问题，在全球吹起了一股“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之风。有人称作为“民粹主义革命”，批判“经济全球化”，攻击“政治正确”的精英政治，试图推翻现有的政党格局和国际体系。英国脱欧是民粹主义思潮的“试水”，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则是把这一思潮改变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执政理念。

民粹主义作为思潮、理论和社会运动，最早起源于19世纪60、70年代的俄罗斯。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发展，但小生产仍占优势。一些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以“人民的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身穿农民服装，到农民中间去宣传他们的革命思想，企图发动农民起来推翻沙皇统治。他们认为，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而不是无产阶级，只有发动农民组织“村社”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他们认为历史是英雄人物创造的，“群氓”只能追随英雄人物。他们主张采用个人恐怖手段取得政权。“民粹派”在当时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他们的理论观点是错误的，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民粹派”在遭受沙皇政府镇压后，蜕化为富农利益的代表，同沙皇政府妥协。

现代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三反”：反建制、反精英、反“政治正确”。民粹主义反建制，就是要改变或颠覆现行政治体制，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规则。但民粹主义的反建制，并不是要推翻西方民主制度，只是“在制度内造反”。

现代民粹主义另一特征是反全球化，把西方国家制度上产生的弊端，和国际上的贫富差距等统统归咎于全球化。民粹主义利用“信息化”，用网络直接诉诸民众，对其兴起起了重要作用。

实际上，民粹主义思潮近10年来就在欧洲逐渐发展起来。英国脱欧鼓动了现代民粹主义以势不可挡之势向前推进。法国大选结果，民粹主义极右势力代表勒庞的落败，给民粹主义发展势头以打击，但是民粹主义决不会从此罢手。

下一场重要大选是今年9月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德国实行议会制，不同于法国总统制。议会制以政党之间争斗竞选为主。获议会多数的政党上台执政。德国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以排外主义为号召，进入地方议会和联邦议会“试水”。现在执政的默克尔所在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由于默克尔在难民问题上的失误，在去年的一些地方议会选举中失利，但在今年两次地方议会选举中又出现有利局面。看来在今年联邦议会选举中，基民盟仍将占优势，默克尔有可能再度当选总理。与基民盟作为竞选对手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社民党推出前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参加竞选。但舒尔茨长期在欧洲议会工作，国内根基不深，因而难敌默克尔。如基民盟在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基民盟就单独执政。如未获绝对多数，则同社民党联合执政（黑红联盟），而不给“德国选择党”以机会。但“德国选择党”可能会进入联邦议会，获得一定的席位。

意大利将于2018年春季举行议会选举。有传说可能提前大选。意大利经济状况不好，民粹主义势力活跃，大选充满悬念。今年4月，前总理伦齐当选意大利中左翼的民主党党首，使他重回政治前沿。2014年2月，39岁的伦齐成为意大利总理。他承诺要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并将意大利重新带回欧盟一线国家的行列。但他遇到难以克服的阻力，在去年12月修宪公投失败后下台。现在伦齐决心赢得大选，赶上强化欧盟的浪潮。

欧盟国家阻遏民粹主义发展的关键在于改革现有的传统政党。由精英集团组成的传统政党，以“政治正确”自居，热衷于政治斗争和党派斗争。所谓“轮流执政”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换汤不换药，全然不顾民众的死活。民粹主义的出现，政党格局发生变化，应引起传统政党的反思，正视现实问题，调整其战略和政策。

几十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经济的融合与发展。世界经济已初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几十年中，全球经济加速发展，不仅有利于发达国家，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这种显著的成就是不可能被轻易否定的。然而，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它的弊端在近十年中也都显著暴露出来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差距拉大。有的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被边缘化”，经济不发展，社会和政局动乱。

欧洲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优等生。欧洲一体化从1951年诞生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开始，一路走来，到1996年发展成为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并且有统一货币欧元。英国脱欧并不能动摇欧盟的根基。因为欧盟是一个“利益共享和相互合作的和平、繁荣与国际化的共同体，代表了日益深化的协作与团结”。

第一，一体化与多元化同时发展。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是基础，必然对上层建筑产生影响。这种全球化产生的一体化趋向，不能不对国际政治和世界文化产生影响，对政党政治产生冲击。各类政党的战略和政策的确定不能不考量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本国的经济发展如何适应全球化的需要，以及政党国际联系的基本原则都要把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与合作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但同时，全球化不能造成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相反，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产生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广泛地表现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整个领域，一体化和多元化看上去是矛盾的，但这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社会在相辅相成中向更高形态发展。政党政治只有把握这种发展方向和规律，才能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世界性与民族性同时发展。全球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各种国际性组织、地区性集团性组织和论坛正在发挥重要作用。人类面临全球性的挑战问题和发展机遇，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应对和把握。因此，政党政治的现代发展必须具有世界眼光，也就是要有当代的“世界观”。与此同时，这种世界性不能也不要求抹杀民族性。相反，民族性的发展必然会丰富世界性。政党政治的现代发展，战略和决策要把握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牢牢地站在民族国家的战略利益之上，用世界眼光，把本国利益同全球利益结合起来。只有这样，现代政党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化和错综复杂矛盾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政党政治的理想性与现实性。总结各国政党的盛衰成败的经验与教训，坚持自己的理论原则和核心价值观十分重要。西方政党看似超越意识形态，实际是不断强化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它们只是把自身的价值观说成是全民或普世价值观而已。但与此同时，近20多年来，各国各类政党越来越走向现实。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比较，现实主义明显占优势。一切从现实出发，是各类政党提振执政能力的要素。处理好理想性和现实性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既立足于贴近民众贴近现实，又不失去远大目标和理想，使政党政治在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中站稳脚跟，并获取发展。

第四，对信息化的适应性与引导性。政党政治面临信息化时代的考验。信息社会已经是一个事实，信息社会同新科技革命密切相关。这种以新科技革命为基础的信息社会的逐步显现，带来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阶级和阶层结构发生变化，白领工人数字大于蓝领工人，科研人员大于产业工人。第二种结果是：大众媒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日益加强。社会民主走向多元。同时也要看到信息社会的发育与发展，同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而政党政治既要迎合信息化时代的大趋势，又要对信息化带来大众媒体的影响和社会民主的作用加以引导。

第五，对国际思潮的适应性与抑制性。国际思潮如潮汐，潮起又潮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世界泛滥，直到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而受到质疑。欧洲国家一些社会党，顶不住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压力，提出新“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与政策主张，试图把社会民主主义同新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但这样做，模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失去了中间阶层群众的支持，在欧洲多数国家执政或主要联合执政的好形势，不久就失去了。对于新兴发展起来的民粹主义思潮也要从长远观点来看，潮起总有潮落时，但民粹主义思潮兴起应引起传统政党的反思。

第六，西方传统政党政治面临“衰败”危险。主要表现是：1、传统政党党员人数减少，党员老龄化和消极化；2、政党的政治社会功能弱化；3、政党意识没有与时俱进，淡化意识形态差异，模糊党的思想特性，政党自身独特政治标识丧失；4、党员极度缺乏参与政党活动的热情；5、左翼政党“向右转”，右翼政党“向左转”，政党间界限变得模糊不清；6、政党日益成为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利益集团冲突逐渐取代政党间的矛盾与冲突；7、欧洲政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群众性政治组织，与草根社会裂痕加大；8、西方传统政党已沦为纯粹“选举党”，对民众疾苦漠不关心；9、大众媒体和网络，直接与民众建立联系，极大地替代了原本属于政党的社会功能；10、美国国会中民主共和两党走向极端化，使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严重失调。

第七，西方国家传统政党和主流政党已经成为“选举党”。中心工作围绕选举进行，而且不断发生“权钱交易”、“贿选”等丑闻。几十年来都是如此。西方国家主流政党只有选举获胜和上台执政才能贯彻政党理念，政党领导人才能成为国家和政府领导人。选举时提出的“承诺”出于胜选需要，不少不能兑现。民众已经厌烦了这种“政党轮替”。因此在民粹主义冲击下，传统政党的迫切课题是怎样才能更加贴近民众，了解和解决民众的疾苦。

第八，左翼和右翼界限渐现模糊，中左和中右盛行。但是既要看到左翼和右翼的模糊性，也要分析它们的区别性，左翼和右翼既有“共相”也有“异相”。左翼和右翼政策上相互接近的原因是：西方国家阶级、阶层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间阶层处于重要地位，他们的利益诉求有雷同之处；各类政党在内政上面临民众关心的相似的问题，如克服经济危机，增加就业，保护生态环境，改善民众生活等现实问题；各类政党淡化了意识形态及战略要求，奉行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平庸主义政策。“马克龙现象”就是中间派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