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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背景下的“中国道路”
 
                                              曼利奥·迪·斯特法诺
 
      在本文中,我想介绍所谓“西方体制”经济一体化(欧盟和欧元区)和军事一体化(北约组织)进程中出现的失败,并分析中国和金砖国家发展模式为国际体制提供的启示。
      想要充分理解第一个问题即西方体制的现状,就必须从美国为欧洲所设计的未来战略讲起。这一战略可概括为四个字母:TTIP,即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这是美欧间以近乎秘密谈判方式确定的一片广袤的自由贸易区。一些跨国公司(例如孟山都)和美国大型企业还提出了“经济版北约”的概念,在欧盟内单个国家拒绝进口转基因产品时可以对其提起诉讼,并且可以取缔和环境、健康相关的国家保障政策。通过此类做法,孟山都和其他企业可以利用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ISDS)来解决问题。该机制的名称或许尚未确定,但含义不会改变,它是关于贸易条约的一整套标准规则,将包括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里。
      为了促成欧洲尽快签署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同时也为了能够取代俄罗斯向欧洲国家出售页岩气,美国需要国际形势出现紧迫时刻。2014年2月乌克兰发生的一场政变正是这样的紧迫时刻。这场政变由欧盟和美国资助,在“自由”信息的作用下,神奇地转变成为一场“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战斗”。这场自由和民主的胜利,导致基辅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体制怪物,由新纳粹和最糟糕的国际金融专家官僚组成的新政府很快将乌克兰拖入资金困境,之后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这个新政府还在主张独立的地区犯下了非常严重的反人类罪行。
      美国为了强迫乌克兰加入北约,玩弄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场景,通过东欧军事化和经济制裁等手段严重削弱欧洲农业和食品部门,仅意大利的损失就超过10亿欧元。
      然而,欧盟和美国隐瞒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国际社会出现了另一种可能性,即人类社会有可能拥有稳定的可能性。金砖国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世界经济多极化和国际体系中可以成为非常有力的一极。美国的单极化只能带来战争、毁灭和混乱,是否能受到指责?今天或者可以了,这是基于金砖国家间的相互合作、平等以及对单个国家的主权和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予以充分尊重基础上的关系。
      西方将不得不接受地缘政治的中心朝着欧亚大陆转移这一事实并感觉习以为常。一个欧亚世纪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不可阻挡的。金砖国家间以合作而非控制为原则的机制,提供了除美国主导的模式以及欧盟模式以外的一种选择,即建设真正的繁荣社会,而非建立在掠夺和债务奴隶基础上的繁荣。
      我所说的欧亚世纪,指的是欧亚大陆上邻近中国的国家的经济上升,包括中亚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及南欧各国。这些国家通过史上最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现互联互通,该项目就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根据这一倡议,中国将在曾经连接欧亚两个古老大陆的贸易路线上进一步密切与中亚、中东及欧洲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释放出沿线国家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根据中方的说法:“单个的国家不可能做到所有的事情,必须有新的合作阶段。所以金砖国家对基础设施的关注值得称颂,这也是建立一个多极世界必不可少的因素。”在伟大的丝绸之路诞生地西安,最近举办了一次关于“一带一路”的国际会议。
      中国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发展“一带一路”项目,具有独特魅力。“一带一路”的根本原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而项目本身完全开放,欢迎新的国家参与合作。“一带一路”遵守市场规则,谋求所有参与国之间的互利互惠。
      南欧将作为一座“桥梁”及基础设施网络的终端,为“一带一路”添柴加薪。在高铁上举行的一次象征性峰会上,“基础设施”一词成为焦点:中方与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签署协议,将于2017年建成一条连接两国首都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的高速铁路。这是起点为希腊的比雷埃夫斯、穿越马其顿的“陆海高速通道”大项目的一部分。这一项目得到1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将成立一个总额为3亿元美元的专用基金及一个人民币基金。李克强总理还宣布中国将提供融资,建设从地中海到巴尔干国家沿海地区的港口和工业园。南欧必须寻找到打破禁锢(欧元和欧盟)、重获主权的办法,这是一次历史性机遇。不幸的是,欧洲目前的关注力集中在自身问题上,低估了中国和金砖国家近期做出的重要决定。
      定义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有几个重要步骤,因此,对于意大利人来讲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可能存在不同的解决方案,可以有合作伙伴共同实现不同的解决方案,并且一切都只能靠我们自己。
      意大利人认识到并承认金砖国家提出的问题、建议及项目具有积极价值并且对于整个国际社会都是一次机遇,这是大有裨益的,这些问题、建议及项目是对国际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能够让人人都以最佳方式面对新的全球挑战。对于一些特定的地区,情况更是如此: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参与主要项目的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在新的商业战略中进行合作;网络安全领域的比较与合作。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具有决定性的战略问题。欧洲需要新的金融合作伙伴,新伙伴应该愿意采取新的发展方式,带动新的增长,在国际关系事务中更加尊重国家主权,促进不同国家人民间的团结。
      在2013年的一份《人民日报》上有一篇社论,提出需要启动一项“再全球化”政策,该政策是唯一可以克服“中国威胁”论的办法。这篇文章反映了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文章写道:当今的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文化、体制的全球化,是西方价值观霸权所取得的胜利,发达国家利用全球化确定了文明国家的定义,树立了对它们有利的判断标准。同样的评论也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文件里找到。在2011年颁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里,中国政府表明,世界上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经济模式,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所有的主义、体制、模式和路径都需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没有哪条发展道路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一条发展道路只有在符合一国国情的情况下才是可行的。
      先是伊拉克、索马里、前南斯拉夫、阿富汗,然后是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乌克兰。西方单边主义主宰世界重大事件的时代必须终结了。我们希望看到,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共同合作致力于建设一个全新的多极世界,致力于建立公平、平衡的全球化模式,克服“华盛顿共识”所带来的巨大军事和经济扭曲现象。
                       (作者系意大利众议员,众议院外委会五星运动党团主席)(朱静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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