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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国脱欧原因、可能路径与影响的分析
 
                                           贺之杲 黄萌萌  赵纪周

  2016年6月24日的英国脱欧公投最终尘埃落定,51.9%支持脱欧,48.1%支持留欧,最终脱欧派胜出。此后不久,卡梅伦宣布7月13日正式辞职,由特丽莎·梅接任新一届英国首相。公投只是序曲,还有一系列剧情将要上演。关于英国脱欧的问题,可从三个方面分析与研究,即英国脱欧的原因,英国脱欧的可能路径,以及英国最终脱欧之后,对自身、欧盟和欧洲一体化、世界以及中国的意义与影响。
      一、英国脱欧的原因分析
  从不同角度来观察脱欧事件,得出的结论与预判都会不一致。尽管对公投结果有诸多猜测,但大部分学者对“脱欧”结果持一种失望态度。
  1.英国与欧盟博弈的失败。英国传统的疑欧情绪与党内派系斗争共同导致英国脱欧结果出现。欧盟层面,谈判代表相互讨价还价达成一个暂时协议;英国层面,选民就英国脱欧留欧进行公投。这场博弈首先是国内各种力量博弈,比如保守党内部疑欧派与独立党强烈要求脱欧,保守党挺欧派与自由民主党、工党倾向留欧,各派通过施加压力迫使卡梅伦政府采取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其次是英国与欧盟的博弈,不仅包括欧盟机构,还包括欧盟其他成员国,卡梅伦政府为取得其合法性依据,将内部压力释放到欧盟层面,以求在经济监管、非英国国民的社会福利、竞争力、主权四方面获得主动权,极力争取获利最大化。当卡梅伦政府在欧盟层面获得其改革诉求后,卡梅伦政府再将谈判成果带回英国国内,英国公民再就脱欧留欧进行公投。在双层博弈中,英国内部合法性的危机外溢到欧盟层面,欧盟合法性危机反作用于英国。
  2.普通民众对精英的反叛。通过公投的投票特点来看,呈现出农村包围城市、蓝领反抗白领、退休的脱欧、精英留欧、老工业区脱欧、苏格兰地区留欧等。这说明,本次全民公投是普通民众对精英反叛的一个重要体现。英国内部对英国的不满情绪较高,一方面因为对欧盟的认知程度低,大英帝国的历史追思以及英国例外论使得英国从一开始便将欧盟作为利益工具,对于欧盟的认知颇具有务实性,并不具备法国和德国推动欧洲一体化蓝图的理想;另一方面英国基尼系数较高,这说明英国收入分配愈发不公平,社会底层对于自身经济状况愈发不满,精英与民众相疏离。当前西方民主体制是一种代议民主制度,公投本身是一件不太明智的主意。也就是说公投的结果甚至是一种意外,这个可以通过英国应对公投毫无章法的行为看出来。当民众的不负责任与精英的误判叠加在一起,选择公投的方式更像是一种不可预料的赌博。
  3.卡梅伦等政治精英的误判,以及精英与民众的脱离。当卡梅伦政府为直接民主提供了机会窗口,民粹主义就有了正当的制度土壤。英国民众的政治观念是强调自由与个人主义,而欧陆的政治观念是社团主义等,民众承受管制能力高。当出现精英政治与民粹主义的对立与鸿沟时,卡梅伦试图去解决,但是目前来看,并未取得成功,反而一定程度上撕裂了既有的国内民众对立。尽管有7%的脱欧民众后悔,4%的留欧民众后悔,甚至这次公投的代表性值得怀疑,比如很多民众因为天气原因并未投票,但是目前来看,第二次公投的概率不大。
  4.欧盟制度性缺陷与认同缺失。欧盟制度构架受到英国及其普通民众的质疑,认同感下降,英国及其部分普通民众不再承认欧盟是实现他们诉求的合理、有效制度。比如说量化宽松政策就是一种变形的“杀贫济富”,加剧了经济增长国家(如英国)与低迷国家的对立,加剧了精英与民众的对立。欧盟制度性缺陷与认同危机已经深入到合法性层面。
      二、 英国脱欧的路径分析
  英国脱欧的可能路径。如果政治上确定可以脱欧,那么从程序上而言,根据英国2015年公投法,英国与欧盟可以就脱欧问题谈判。在英国与欧盟谈判过程中,有几条可能路径。
  1.完全退出,即英国彻底离开欧盟,尽管欧盟贸易委员会委员在BBC采访中提及该思路,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路径是不现实的,毕竟英国与欧盟有千丝万缕的纽带关系。
  2.不完全退出,即英国保留某些特权,如单一市场四大要素(商品、人口、服务和资本)、共同农业政策以及贸易政策等,这样的话,英国与欧盟共处欧洲经济区。在这个路径中,曾经有挪威模式(弱点是挪威无法参与到欧盟的决策)、瑞士模式(瑞士处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土耳其模式,甚至加拿大模式。
  3.英国模式,即在挪威模式基础上,英国再与欧盟讨价还价。目前来看,在启动欧盟条约50条之前,英国可能会与欧盟接触,这样才会出现上述几大模式。但是如果英国迟迟不向欧盟提交退欧申请,那么欧盟可能会根据《欧洲联盟条约》第7条对英国采取制裁,以迫使英国与欧盟在退欧问题上谈判。
      三、 英国脱欧的影响分析
  对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的影响。短期内,英国退欧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导致英镑迅速贬值,从而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但从中长期来看,英国金融业与欧陆联系紧密,但并非唇齿相依,伦敦的金融业仍具有很强的活力与实力,英国如何与欧盟签订退欧协定也是未来的一大亮点,因此英国退欧对于欧盟以及全球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力有限。
  1.对英国自身与欧盟经济与金融的影响。英国退欧后,英镑对美元和人民币迅速贬值,幅度超过10%,同时带动欧元兑美元大幅贬值。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预测退欧将引起英国GDP倒退1.9%,而英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将有所削弱,未来欧盟金融中心有可能转移至德国法兰克福和法国巴黎等欧洲大陆中心城市。但是中长期来看,一直以来,英国并未加入欧元区,对于巴塞尔条约中的欧盟银行业监管条款也无需“按章执行”。在金融领域,英国向来拒绝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的干涉,因此由于英国退欧对英国金融业的影响不应过分夸大。虽然,目前民粹力量持续增长以及英国退欧路径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做空英镑,但英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否受到影响仍有待观察。欧陆国家,特别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如德国)的出口行业(比如汽车制造业以及制药行业)将会受到影响。但是英国退出欧盟后对欧陆国家经济造成何种影响,还需判断,如英欧签订何种贸易新规则。
  2.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短期来看,英国退欧对欧洲一体化形成巨大压力与挑战。中长期来看,英国退欧有助于欧盟政治精英反思一体化进程。或许,具有浓厚疑欧主义的英国退出欧盟,欧盟的一致行动的可能性将有所增加。
  近年来,欧盟经历多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难民危机令欧盟内部的民粹主义泛滥,政治和商业精英与民众相疏离,欧盟精英引领的一体化蓝图以及社会政策并未充分顾及普通民众的利益与实际感受,从而将抗议民众推至疑欧派阵营,造成社会分裂,甚至引起政治危机。此外,欧盟迅速东扩,新、老成员国之间不同步的经济政策、薄弱的欧洲认同以及欧盟决策机制的不透明性阻碍了欧盟一体化和民主进程。然而,英国脱欧是一把双刃剑,它是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经验教训,欧盟机制改革以及多速欧洲的倡导将是加速欧洲一体化的一味良药。最后,英国脱欧对英国政治生态、经济与金融市场造成了负面影响,其他陷入疑欧状态的欧盟国家已看到前车之鉴,疑欧派与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率在欧陆大国的支持率下降,欧陆国家支持留欧的民众比例大幅上升,因此欧盟其他国家举行公投跟风脱欧之举的可能性并不大。
  3.对欧洲安全的影响。在2014年3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此次英国选择脱离欧盟,意味着二战之后的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再次发生变化。英国公投结果出来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强调英美特殊关系的地位,以及北约在英国及欧陆的安全辐射。然后才谈及欧盟与美国在民主促进与保护人权方面的合作与努力。这说明英国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凸显地位,还说明北约在欧洲未来地位的提升,特别是考虑到俄罗斯对北约及欧盟的(军事)威胁。
  4.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短期看,英国脱欧引发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总共贬值752个基点。但人民币可以抓住“退欧”时机,削减人民币兑美元的高估程度。中长期看,英国退欧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大。原因在于:1)中国外汇储备中的英镑少于美元储备;2)中国对英国的投资总量仍少于对欧洲大陆投资。近年来中国对德国以及对中东欧国家投资增长迅猛,超过对英投资;3)英国退欧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民币离岸清算,但是人民币在伦敦的清算总量大约为2万亿,而在欧洲大陆的清算量为4万亿,远超英国。因此,英国退欧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更像是一种催化剂,人民币是否可以提高其国际地位根源在于国内经济是否能够实现成功转型,增加资本流动性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
  5.对中英关系的影响。英国脱欧对中英政治、外交双边关系的影响并不悲观。二战以来,英国长期奉行“三环外交”,即“英美特殊关系”、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共同融入欧洲一体化以及英国与英联邦关系。近年来,英国的对外关系中出现了“第四环”,即英国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英国政府的发展优先战略和以首相卡梅伦、财政大臣奥斯本为代表的英国政治精英有很大关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英国的对华政策(英国外交部对卡梅伦的影响弱于奥斯本),体现了英国外交政策的实用主义和趋利倾向。可以预计,特丽莎·梅接任英国首相之后,中英关系保持比较稳定的发展。
  但这并非说明英国外交部会甘心放弃政策主导权,也不意味着英国今后会将对华关系置于对美关系和对欧关系之前。而且,在英国寻求和维护其全球利益并进行“平衡外交”的情况下,对华务实外交只是其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脱欧后,其对华外交政策很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和调整,但其“务实”乃至“投机”的色彩以及争取英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本质,可能不会有大的变化。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应对。
      (本文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举办的“英国退欧”研讨会整理而成。参加座谈的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学者黄平、江时学、程卫东、田德文、陈新、叶斌等,清华大学史志钦教授、张利华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展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曲强研究员等。作者均为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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